統一新羅時代王陵前石人研究
（韓）李在重1著拜根興2編譯
（1.韓國慶州國立文化財研究所；2.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關鍵詞：唐代帝陵制度，統一新羅時代，王陵，石人像
摘要：唐代是中國古代最為繁盛的時期之一，唐朝的喪葬制度對周邊國家地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統一新羅時代圣德王、元圣王、憲德王、興德王等王陵前都有石人像遺存，圣德王陵之后諸陵均按圣德王陵石像形式排列設置，而圣德王陵模式的石人像排列制度，受到來自于唐朝陵墓制度的影響，但現在并未看到韓國學界對唐朝陵墓制度的影響作概觀的論述。鑒于此，本稿首先對唐代的陵墓制度作簡要考察（略），接著具體探討新羅陵墓受到的影響，以及新羅陵墓自身具有的獨到要素，其中牽涉到石人像服飾領、袖，服飾的樣式分析等。通過對現存石像實體及圖版的比較分析，進一步把握統一新羅時期陵墓制度的精髓。
一般來說，雕刻可分為宗教雕刻與陵墓雕刻兩大類。統一新羅時代雕刻史研究中，由于王陵遺物存留很少的緣故，雖然其重要性為更多的人所熟知[1]，但研究成果相對于佛教雕刻來說明顯偏少。陵墓雕刻中十二支石像還有相當多的**發表，而對于王陵前排列石人的研究就更少了[2]。
筆者童年就在慶州度過，多次徜徉在新羅王陵區域，涉及王陵的眾多疑問在頭腦中不斷閃現，而對于掛陵前排列的石人像就是其中的疑問之一。從美術史角度看，應該是從正確理解圖像出發，然后再從事基本的研究。但是，大多數研究者以文武兩班概念區分王陵前的石人像，即身穿常服的胡人像為武官，身披甲胄、手執寶劍者為文官。文官石像為什么要身披甲胄手執劍？還有例如對于石人像冠帽、鞋靴的種類，胡人像佩帶**的用途，腰間懸掛“七事”等問題的解釋應該更加充分。本稿雖然對上述問題的解答還有待進一步深入，但通過這種探索可以展現筆者的研究方向和所付出的努力。
統一新羅時代圣德王、元圣王、憲德王、興德王等王陵前都有石人像遺存，圣德王陵之后諸陵均按圣德王陵石像形式排列設置[3]。現存石人像可以分為兩大類：包括迄今為止知道的文人像，以及一般認定的胡人像。眾所周知，圣德王陵模式的石人像排列制度，受到來自于唐朝陵墓制度的影響，本稿則具體探討新羅陵墓受到的影響，以及新羅陵墓自身具有的獨到要素，其中牽涉到石人像服飾領、袖，服飾的樣式分析等。通過對現存石像實體及圖版的比較分析，進一步把握統一新羅時期陵墓制度的精髓（圖一、二、三、四）。
圖一716-761年唐帝陵石人和統一新羅王陵石人譜系
圖二763-805年唐帝陵石人與統一新羅王陵石人譜系
統一新羅時代王陵中，在圣德王、元圣王、憲德王、興德王等陵前配置有圣德王陵模式的石人像。新羅王陵現存石人像可分為兩大類，即文人像和一般認定的胡人像（武人像）兩種。圣德王陵前只殘留一對武人石像，元圣王陵前遺留一對武人石像、一對胡人石像。還有初次介紹的據說出自于憲德王陵，現保存于慶州高中院內的胡人石像；興德王陵前亦保存有一對武臣石像、一對胡人像[4]。
對于這些石人像的服飾問題，以及通過對石人佩刀實物及圖片的具體分析，不僅可以把握統一新羅時期王陵前文武石像的性質，而且對石像本身可作概觀的結論。新羅從太宗武烈王陵開始，在陵前設置雕刻石像，當時只是雕造陵碑及龜座，還沒有出現后來常見的石人石獸，直到圣德王陵才開始設置完備石刻雕像[5]。下面按照具體的王陵，對陵前的石刻作一論述（表一）。
一、圣德王陵墓前石人
通過現存遺物可以確認，受到唐朝皇陵制度影響的統一新羅王陵前石人像，是從新羅第33代圣德王陵墓開始的。圣德王陵位于慶尚北道慶州市朝陽洞，被韓國文化財委員會指定為史跡第28號。封土周邊由90厘米高的板石環繞，板石之間間隔有石柱，外面有三角形石材起到支撐加固作用。板石前圍繞墳冢排置有圓雕的十二干支神像，從不規則的排置可以看出有后代加固的痕跡。外圈石柱圍成的護欄緊靠陵前擺放的石床，陵的四角各設置一尊石獅，陵前殘留有兩個武人石像[6]。距陵20余米處有陵碑遺跡，現只殘留陵碑下端的龜趺[7]（圖五）。
圖三820-846年唐帝陵石人與統一新羅王陵石人譜系
圖四846-875年唐帝陵石人與統一新羅王陵石人譜系
迄今為止，對東西兩邊的武人石像，學界一般認為其為文人石像，本稿界定其為武人像，而且堅信這種命名的科學性。位于東邊的武人像立在方形的底座上，高205厘米（圖六）；西邊的武人像頭部毀損，只殘留**以上的上半身（圖七）。兩石像均頭戴冠帽、身穿長袍，長袍外上身罩有鎧甲，下端有裲襠鎧；手握寶劍，**還可隱約看到部分劍柄，實際上鎧甲紋路及劍柄并不明顯[8]，而寬大衣袖及鎧甲下端還可看出劍頭的痕跡。腳蹬一般公服常見的笏頭靴[9]。
首先，從冠帽的形態看，呈前低后高形態的高冠，前面突起的角形態獨特。圣德王陵前石人像冠帽前面和側面，與唐代石人像冠帽一樣，雕刻有羽毛紋樣，而在冠的正面則雕飾有蟬紋。這并不是貂蟬附著的緣故。唐朝武官朝會時佩戴以貂尾和蟬羽裝飾的冠帽，即就是所謂的貂蟬冠或者朝冠[10]。特別是蟬羽裝飾的冠，是作為教練兵士武藝或者舉辦出征儀式之時，武官才佩戴如此模樣的冠帽[11]。新羅武烈王金春秋之后，新羅的服飾完全依從唐朝服飾是眾所周知的事實[12]。但是，一般唐陵前石人像冠帽的角存在差異，單從冠帽旁雕刻的羽毛樣式，唐中宗定陵前的石人像就可提供佐證。
表一統一新羅王陵前石人像現狀表
另外，身穿裲襠甲胄進行儀仗活動這一點，再一次成為確認王陵前石人為武將的重要要素。作為武將代表性的衣著裲襠甲胄可上溯至遙遠的西周時代[13]，現在可以看到的只是漢代的文物遺存。和古墳美術中的明器關聯的陶俑，或者古墳壁畫中，散見有頭戴平巾幘，褲褶上披掛裲襠鎧，手握長劍的儀仗俑形象[14]。如上所述，唐陵從恭陵開始，到泰陵、建陵、崇陵的石人像中，和文人石像區別的重要標準就是身著裲襠甲胄，手握長劍。還有，從在慶州隍城洞石室墳出土，呈現手握笏板形象，斷代為七世紀土俑，龍江洞石室墳也出土了手握笏板的八世紀文人俑，可以看出當時文武官員裝束的明顯不同（圖八），此亦可從不同側面把握當時朝野風尚的端倪。與石人像關聯的唐代文獻，其中對武人石像的特征記錄明確，還有，也可從唐代文獻記錄稱武人石像為翁仲或直閣將軍明了石像具有的武將特質[15]。即為了紀念皇帝的驚天武功，文獻記載中有昭陵前設置身佩長刀石人的記載[16]。當然，為了紀念左武威大將軍秦瓊的戰功，也有制作石人像的相關記錄[17]。頭戴冠帽，身披裲襠鎧，手握長劍，腳蹬長靴，大概是武人石像的一般裝束。
圖五新羅·圣德王陵石刻排列圖
圣德王陵前的石人像配置的裲襠甲，不僅采用中國陵墓前石人所穿的皮甲，而且甲片像魚鱗一樣片片細密緊湊排列，可以看出新羅并不是單純模仿唐朝已有的制度，而是采用新羅現實中經過改進的裲襠甲，就是說，用長繩穿系裲襠甲兩邊端，從兩腋下穿過**在背后。雖然新羅**裲襠甲的腰帶在中國同樣境遇中稱作革帶，但圣德王陵石人腰間的腰帶卻是在背后打結后飄逸下垂，這種樣式在下文提到的元圣王陵、興德王陵前石人像中也可看到，此應該是新羅人寶貴的自身創造。
圖六圣德王陵石人像（東）
圖七圣德王陵武人像（西）
對于這種形式為什么從圣德王陵開始，創設原因應予以探討。圣德王是一個通過和唐朝積極開展文化交流、外交活動，施行強力的漢化政策，進而試圖增強中央集權的新羅王[18]，這種中央集權化的結果在其繼承人景德王在位期間發揚光大，景德王十三年制作的圣德王陵碑以及陵前石人像就可說明這一點。圣德王陵最初筑造時并沒有設置石人像以及十二支神像，是后代即景德王時代重新設置筑造的[19]。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和圣德王陵前石人像關聯的政治事件，不能不和為了構筑**王權之政治目的而設立的侍衛府聯系起來[20]，即王陵前設置石人像的目的，就是為了夸示王的政治偉業和守護王陵而設。
下面涉及的就是石人的數目問題。為什么新羅人對陵前石人像數目設有限制？對此，我們從唐朝的文獻記錄中可以得到明確的答案。依據《唐六典》記載，規定三品以上官員墓前石人石獸數為六件，針對石人的明確規定是進入宋代以后文獻才有確實的規定。唐代的王族和官僚墓前的石刻數量也是依據官品的高低而升減。乾陵陪葬墓中的懿德太子、永泰公主兩墓（號墓為陵）各設置有一對石人、石柱，以及一對石獅。而唐代一般官僚墓前排列石獅的情況還未看到，而“號墓為陵”的章懷太子墓前石刻品樣完備，現在只剩有一對石羊。實際上，依據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懷太子的官品以及死后備受哀榮，其墓前應該排設六件或者八件石人石獸。關于太子、公主墓前石刻的種類，其中石人都排列武將形象值得關注。新羅圣德王陵前石刻也是如此，從這種狀況看，規定王陵前排置六對石人石獸應是有章可循的。雖然從石人身高看，帝陵前設置的石人可高達3米，但臣僚或太子墓前石人的身高就沒有那么高了。
那么，石人像的制作者以及主管部門情況又是如何呢？中國古代和陵墓相關的官署是諸陵臺下轄的甄官署[21]。諸陵臺主要管理和山陵關聯的所有業務，而甄官署則是負責皇帝山陵的營造、陵前石刻的制作等具體事務[22]。文獻中沒有關于統一新羅時代王陵前石人制作的記載，七世紀末八世紀初，新羅設置管理土木建筑及手工業管理的官署有工匠府（神文王二年，682）和京城周作典（圣德王三十一年，732）、以及寺院成典等，他們直接擔當役丁、工匠的運營管理事務，完備了相關的統治制度。還有，景德王十八年（759），為了構筑**王權，宮中手工業官署的名稱也趨于中國化，官署的職能和機構設置也隨之有所調整，這也是與唐朝間交易品的制作調配密切相關的緣故[23]。工匠府改名為典祀署，是適應新羅佛教及國家祭祀規模的擴大導致祭祀用品生產量增大的實際需要[24]，即負責新羅王陵全盤祭祀等事務，而具體從事明器制作生產的單位可能是典祀署下設置的瓦器典（官號改革后稱為陶登局），關于這一點似乎并不確定，因為沒有直接的史料證明[25]。
圖八慶州龍江洞出土陶俑
二、元圣王陵墓前石人
統一新羅時代新的陵墓形態到同屬圣德王系列的元圣王陵趨于完備。位于韓國慶尚北道慶州市外東邑掛陵里的元圣王陵墓前有石人、石獸、華表石等石刻，陵墓封土有十二支神像環繞，封土前還設置有石床[26]。沿著神道，從北向南依次設置有兩對石獅，一對武將石像，一對西域人模樣石人像，以及一對石柱順序排列。當然還排置有陵碑，不過沒有保存下來[27]（圖九）。
首先從陵前石人像看，元圣王陵忠實模仿圣德王陵前石人像模樣。雖然石人像的形態并沒有特定的標準，但冠帽的形式，披掛的裲襠鎧甲，手握的長劍的姿勢，一眼就可看出是按照圣德王陵前石人像的造型形狀制作的。單從裲襠鎧甲來說，其與圣德王陵前石人披掛的裲襠鎧甲比較顯得有點粗糙，大概和這一時期石雕風尚全盤消退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同一陵墓前石人像個子高低不同，而且雕刻手法也有明顯差異。東邊武將石像身高255厘米（圖一〇），西邊武將石像則為267厘米（圖一一），相差12厘米；同時，可以看出雕刻手法也互有特點。具體到裲襠鎧甲捆系后背的位置和樣式均出現差異，而所穿長袍衣服的褶皺樣式，以及兩手在衣袖內的形態均呈不同的表現方式。這種差異是否可用雕工或者說工匠工藝相互間的不同解釋？從整體看，西邊石像衣服褶縐等比東邊石像顯得自然，凸現工匠們高超的雕刻工藝水準。
圖九新羅元圣王陵石刻排列圖
圖一〇元圣王陵武人石像（東）
圖一一元圣王陵前武人石像（西）
石像冠帽形態也類似圣德王陵，但表現力卻不如圣德王陵。冠的前后兩面高低幾乎相同，從側面仔細觀察，可以看出后面有一些破損痕跡，其原來到底有多高難能知曉。冠帽前面呈五角形，上刻有蟬紋，以冠帽側面花紋為起點，并與冠后羽毛裝飾銜接。不過，東側石人冠帽沒有花紋，只有羽毛狀裝飾。兩個石人都穿有公服的靴子，單從石人像遺存看，似乎判斷靴子的具體種類并不容易。兩手袖在袍服內，好像拄著長劍，長劍的下端明顯露出可證明這一點。可以看出，元圣王陵前武人石像頭戴貂蟬冠、身佩裲襠甲、手握長劍，這與圣德王陵武人石像的裝束排置沒有什么不同。
下面再探討**系統西域人形象的一對石人像[28]。西面的石人像保存完整，東面的雙腳殘損，其高度因為臺座略顯高了一點。東面石人站立在方形二重臺座上，呈現如同吐蕃式卷曲的頭發，身穿曲領大衣，一手*棍棒類（或者是劍？）**，一手緊握拳頭。眼凹鼻挺，面貌就是一個標準的西域胡人形象[29]。胡人像所系腰帶末端露出少許，腰左端掛有錢袋，這是胡人們常常佩帶的物件[30]（圖一二）。腰上還懸掛有算袋，當時朝廷百官也有將日常用品例如筆硯等裝入袋子佩掛腰間[31]，這種佩帶算囊或者算袋也在出土的唐墓壁畫上很容易就可找到[32]，中亞地區撒馬爾罕出現的壁畫中也可看到胡人們佩帶這種錢袋。
胡人石像手*奇怪的棍棒或者劍類物什，迄今還未見有學者對其做出解釋。單從上端有孔一點，似乎可以穿系繩子。此石人為西域系衛士或者衛卒當是可能接近的解釋，所佩**應是棍棒、劍，或者矢箙。如果仔細探究，刻畫衛士一手拿矢箙，另一手拳頭緊握形象，在中國陜西乾縣章懷太子墓道東側壁畫中一個衛士的造型也是如此。還有，八世紀后半中亞撒馬爾罕壁畫中武人持有多種樣式的矢箙，而這里出現的這種奇怪的物件也可能確實就是其中之一。
不妨將此石人所持石柱狀物與慶州九亭洞方形墳出土的石雕作一比較[33]（圖一三）。推定為九亭洞方形墳邊石的隅柱石，其正面為胡人像，反面為獅子浮雕。胡人雕像有如同藏族人卷曲的頭發，耳目口鼻清晰可辨，并須有胡人特有的絡腮胡子，兩手緊握擊球棍或者象征吉祥的如意[34]。當時胡人盛行打馬球，從皇帝到一般百姓都樂意學習并從事這種運動。這種手握擊球棍或者如意的人物形象，還可在中國出土的唐墓壁畫中找到。前胸纏繞有護胸物件，腳蹬可及膝蓋的長靴，腰上垂掛的算袋似飄逸搖擺。另外，和此雕像相似的石雕雖然從時代上有所推后，即以此可和中國宋代制作的石人整體形象作一比較。
陵墓前制作西域人石像的緣由，首先應該是受唐朝制作的胡人俑影響所致，其次也和帝陵前排列蕃酋石像[35]，并以此向后代夸示國力強大有關[36]。再次，作為陵前的石人像，也可和一般馬卒相比較。雖然很難知曉乾陵及其他帝陵神道兩側儀馬旁邊站立的無頭石人面容如何，但可從其服裝以及佩掛的算袋等加以考察。如果石匠沒有接觸具體的人物或者說人物樣本的話，要準確雕刻石人的容貌和服飾造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此在上文中已經有所涉及[37]。如此說來，從國際交流角度考慮，這些新羅石匠可能直接見到過西域人或與西域人有過接觸，然后制作胡人石像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38]。處容說話故事所反映的西域人到新羅辟邪進慶，其與上述制作西域人石像的三個緣由并不矛盾，只是和前面設置武將石像相比，制作低階層的**系統衛士或者衛卒石像的緣由應引起注意。對此，筆者認為此**系統的西域石人像的身份應該是衛卒[39]。
圖一二元圣王陵衛卒像（東）
圖一三慶州九亭洞方形墳隅柱石胡人
三、傳憲德王陵石人
位于慶尚北道慶州市東川洞80番地的墳塋，是新羅第41代憲德王的陵墓。因王陵和北川相鄰，歷史時期多次遭受洪水侵害，陵前石物多被沖走，現在陵前只剩有十二支神像中的幾個石像而已。有關憲德王陵受到洪水侵害及歷次補修狀況，出現于**時代[40]、**時代的文獻史料記錄之中。
同時，慶州高等學校校園前矗立的屬于憲德王陵的胡人石像令人矚目，此石像就是因洪水沖卷而至并在此保存下來的。與此相同的還有芬皇寺內的石獅，也有是原憲德王陵前遺物沖卷到此的說法[41]。胡人石像呈卷發并因洪水沖刷毀損嚴重，現只保存**以上部分；雖則如此，但深眼高鼻卷發絡腮胡子，以及少許裝飾等特點還很明顯，系頭發的帶子兩端在肩頭飄垂下來。從殘存上半身的尺度來看，與元圣王陵前**系統石人像高度相若。
圖一四新羅·興德王陵石刻排列圖
四、興德王陵墓前石人
圖一五興徳王陵武人像
圖一六興徳王陵西域人像1
圖一七興徳王陵西域人像2
新羅第42代王興德王陵位于慶尚北道安康邑六通里。《三國史記》、《三國遺事》記載了興德王和已經去世的章和王妃合葬的事實。封土周圍用板石和石條骨架環繞，上有十二支神像雕刻。陵墓的四角各設置一個石獅，封土前神道上依次排列有一對武人石像，一對西域人石像，一對石柱（均分東西排列）。封土東南松樹林中有陵碑，不過現在只能看到碩大的龜趺而已[42]（圖一四）。
全方位觀察，不管是石刻構造還是雕刻樣式，興德王陵忠實地按照元圣王陵的樣式而建造。具體到石人的雕鑿等問題，下文再做詳細考察。首先，從武人石像來看，興德王陵武人石像忠實地模仿元圣王陵武人石像。短縮的頸項，厚重的身體等呈現出的雕刻工藝，使人有一種古樸敦厚的感覺（圖一五）。從臉部表情來看，其脖頸與胡須區分并不明顯。粗線條刻畫出石人面部形象，從所穿上衣衣袖等極不自然的表現手法也可得到反證。東西兩邊武人石像，東像高282厘米，西像高285厘米（圖一六、一七）。方形臺座上站立的西石像和封土正方向呈25度角，很難確定是否就是原來的位置，這是因為只有西邊武人石像如此排置的緣故。
這種樸實簡易的雕刻手法，也可從**系統石人像刻畫中得到體現。站立在石臺座上，東邊高271厘米，西邊高272厘米的石人像，脖頸粗短，腿部呈彎曲狀顯得極不自然，只是雙眉緊皺凸現勇猛氣概。單從腰佩裝飾寶劍這一點看，在元圣王陵西域人石像中是難能看到的。當然，石人腰右邊也懸掛有錢袋。從這一點看，石匠們不僅繼承了前代王陵石刻雕刻工藝，而且有所創新，這可能就是石匠們將親眼看到的西域胡人形象，以寫實的手法賦予到自己的雕刻實踐之中的緣故。
五、結語
新羅王陵前設置石人制度，是為了強化中央集權體制的政治意圖，積極推行漢化政策的圣德王陵開始設置的。這種石人像分為兩類，即武將像和衛卒像。對武人石像性質的探討，直到現在學界還將其界定為文人石像。但從石人頭戴貂蟬冠，身披裲襠鎧，手握寶劍等要素看，將其詮釋為武將石像，應該得到學術界更多的認同。
對于**系統的西域人石像，作為衛卒來把握當沒有什么問題。至于在王陵前設置西域人石像的理由，有認為是受中國唐代胡人俑影響，也有認為是受唐陵前為夸示國力而制作的蕃酋石像的影響。筆者考察王陵前馬卒石像的性質，對《處容說話》中西域人避邪進慶屬性，以及新羅人的作用提出三條理由，進而和上述制作緣由銜接起來。
對于石人像的設置數目，作為諸侯國（譯者按：應是藩屬國）身分的新羅王陵在制度上受到限制。新羅王陵前設置六個或八個石刻，和中國唐代太子或公主陵墓規定的石刻數字趨于相同。同時，陵前設置的并非文人石像，而是武人石像，并與唐代太子陵墓前設置石刻數目保持一致。
但是，這種積極推行漢化政策，即新羅在王陵制度上受容唐朝裲襠鎧的同時，從實用角度也出現用鐵甲代替皮甲，冠帽造型上賦予自己獨特的要素；還有，新羅王陵設置獨有的十二支神像，均顯示出新羅自身獨特的石刻雕鑿要素等，這些在上文中均有提及。文中有筆者整理的新羅王陵石人像和中國唐代帝陵石人像比較的系譜圖[43]，敬請參考。
譯自《碩晤尹容鎮教授停年退任紀念論叢》，韓國大邱，1996年。
注：因原文中一些插圖掃描后不太清晰，譯文中只采用部分原文插圖。
[1]譯者按：統一新羅時代（668-935），是**半島首次以真正意義上統一王國面貌出現的時期。
[2]至今可看到的關于統一新羅時代石人像**如下：a.鄭寅普.古史辨證四：掛陵考[c]//薝園國學散藁.韓國文教社，1955：132-144.b.禹瀅煥.從新羅陵墓制度看東西文化交流[j].誠實大學報，1956（2）：214-231.c.秦洪燮.慶州的古跡[m].列華堂，1975：57-70.d.邊應燮.掛陵考[j].梨**苑，1975（12）：57-82.e.樸璟淵.統一新羅時代的墓儀石物石人石獸研究[j].考古美術，1982（154-155合集）：168-191.f.權應弼.慶州掛陵人物石像再考[j].美術資料，1992（50）：64-83.g.****·坎蘇.新羅西域交流史[m].檀國大學出版部，1992：267-272.h.齋藤忠.新羅文化論考[m].東京吉川弘文館，1943：196-207.i.大坂金太郎.掛陵考[j].**學報，1966（39-40合輯）：1017.
[3]秦洪燮.慶州的古跡[m].列華堂，1975：62-65.筆者認為，雖然上述王陵遺物出土與否還不能確定，但憲德王陵前石像排列形式似并不屬圣德王陵序列。
[4]齋藤忠.新羅文化論考[m].吉川弘文館，1943：197-198.
[5]新羅王陵前為什么沒有完備的石刻雕像，以下記載可以提供一定的解釋。“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同[4]：204.
[6]崔宗奎.新羅圣德王陵[j].認為“圣德王陵前面的石人像為武臣形象”.韓國民族大百科詞典[m].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3：736-737.
[7]韓國古代史研究會.譯注韓國古代金石文（第3卷），駕洛國史跡開發研究院，1995：412-413.
[8]樸慶元.統一新羅時代的墓儀石人石獸研究[j].考古美術，1982（154、155合集）：177.
[9]a.劉昫.舊唐書：輿服志（第45卷）載：“朱衣裳素革帶烏皮履是為公服”。b.杉本正年.東洋服裝史論考（中世篇）[m].東京文化出版局，1984：82.
[10]李昉.太平御覽：服章部五·貂嬋（第688卷）載：“又曰：武官皆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武弁大冠，凡侍臣加貂嬋。愚謂北土寒涼，本以貂皮暖附施于冠，因遂變而成飾也。”
[11]杉本正年.東洋服飾史論考（中世篇）[m].東京文化出版局，1984：130.
[12]金富軾.三國史記：雜志·色服（第33卷）[m].首爾：乙酉出版社，1997：200-202.
[13]黃輝.中國古代人物服式畫法[m].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40.
[14]對于武官及宮殿侍衛身穿裲襠甲胄，學界的看法趨于一致，而對于陶俑直到現在還沒有相對明確的見解，其是文人還是武將并不明朗。a.alberte.dien，“astudyofearlychinesearmor”，artibusasiae，vol.xlⅲ，2/2（1981），28-30；b.佐藤雅彥.世界陶瓷全集（11）：隋唐[m].東京小學館，1989.其中說明第11中將白瓷黑彩官人界定為文人。
[15]a.陜西通志：縣志（第70卷）.b.張禮.游城南記.轉引自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雕塑篇）[m].東京國會刊行會，1980：626；陜西通志（第28卷）也記錄了唐肅宗陵前遺留的翁仲和石獅狀況。
[16]a.舊唐書：丘和傳（第59卷）[m].北京：中華書局，1975.b.新唐書：丘和傳（第90卷）[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7]a.新唐書：秦瓊傳（第89卷）[m].北京：中華書局1975.b.大村西崖.中國美術史（雕塑篇）[m].東京國會刊行會，19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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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姜友邦.新羅十二支像的分析和解釋[j].圓融和調和.，1990：323.
[20]a.李文基.新羅侍衛府的成立和性質[j].歷史教育論集，1990（9）：25-49.b.三國史記：職官下·武官條（第40卷），最先出現“侍衛府”記載。
[21]新唐書：百官志·諸陵臺（第48卷）載：“諸陵臺令各一人，……，掌守衛山陵。凡陪葬，以文武分左右，子孫從父祖者亦如之；宮人陪葬，則陵戶成墳。諸陵四至有封，禁民葬，唯故墳不毀。”譯者按：可能是作者筆誤，甄官署并非為諸陵臺的下轄機關，而是將作監的屬下單位。諸陵臺為宗正寺下轄機關。
[22]新唐書：百官志·甄官署（第48卷）載：“甄官署令一人，從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琢石、陶土之事，供石磬、人、獸、碑、柱、碾、硙、瓶、缶之器。敕葬則供明器。監作四人。”
[23]樸南守.新羅手工業史[m].新書苑，1996：52，113.
[24].**中世手工業史研究[m].知養社，1989.
[25]金富軾.三國史記：雜志·職官（第39卷）中，與陵墓相關的官署還有陵色典。
[26]**王朝實錄中將石床命名為游魂石。
[27]閔寬冕.東京雜記：新增（掛陵）（第14卷）載：“在府東三十五里，不知何王陵。掛柩于石上，因筑土為陵，故名焉！石物尚存”。
[28]a.權應弼.慶州掛陵石像人物再考[j].美術資料，1992（50）：63-83.認為此石人像應屬**系統，如果武將的話，應當屬**爾族統。b.國立慶州博物館.慶州與絲綢之路[m].1991：3-54.
[29]a.李龍范.處容說話的考察：唐代***商人和新羅[j].震檀學報，1969（32）：57-90.b.李龍范.三國史記所見***商人的貿易品[c]//李弘植博士花甲紀念韓國史學論叢.新區文化社，1969：95-104.
[30]シルクロ-ドの遺[m].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85.并參照圖版第89及其說明，其中提到“財布”相關故事。而****·坎蘇.新羅西域交流史[m].檀國大學出版部，1992：272中，解釋為“韓國幸運的手袋”。
[31]a.新唐書：車服志（第24卷）載：“初，職事官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算袋、佩刀、礪石。”b.舊唐書：輿服志（第45卷）載：“一品已下帶手巾、算袋，仍佩刀子、磨石，武官欲帶者聽之。”即規定佩帶算袋。
[32]唐墓壁畫珍品選粹[m].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6，32，39，47，59，61，62.
[33]姜仁求.新羅王陵的再檢討：以〈三國遺事〉的記事為中心[c]//三國遺事的綜合檢討.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87：374-375.此文推定九亭洞方形墳出土品為九世紀后半出現的東西。
[34]封演.封氏見錄聞記載：“太宗常御安福門，謂侍臣曰‘聞西蕃人好為打球’，比亦令習。”
[35]新唐書：禮樂志（第14卷）載：神道左右排列百官，行從，宗室、客使。即“百官，行從，宗室、客使位神道左右，寢室則分方序立大次前”。
[36]陜西通志（第71卷）載：“高宗之葬，諸蕃酋來助者甚眾，武后不知太宗之余威遺烈，乃欲張大其事，刻之以耀后世也。”轉引自廖彩樑.乾陵稽古[m].合肥：黃山書社，1986：13-14.
[37]a.權應弼.慶州掛陵石像人物再考[j].美術資料，1992（50）：70-78.b.****·坎蘇.新羅西域交流史[m].檀國大學校出版部，1992：267-272.
[38]a.吳英煥.從新羅陵墓制度看東西文化交流[j].誠實大學報，1956（12）：214-231.b.申瀅植.新羅與西域[j].新羅文化，1991（8）：117-126.c.崔龍洙.關于“處容歌”[j].《》1994（19）：233-261.d.玄龍準.處容說話考[j].國語國文學，1968（39、40合輯）：1-38.
[39]對此問題，筆者還有一篇**說明。參樸慶元.統一新羅時代的墓儀石物石人石獸研究[j].考古美術，1982（154，155合刊）：168.
[40]增補文獻備考：禮考17（第70卷）載：“**顯宗八年，命三國諸王陵廟所在州縣修治，禁樵牧，過者下馬”。
[41]柳錫佑.慶州市志[m].慶州市，1971，參考第609頁“憲德王陵條”及第640頁“芬皇寺條”。
[42]閔應奎.興德王陵碑斷石[j].考古美術，1961（7）：67-68.
[43]為了制作此圖，許志安先生先繪制了實測圖，后來又不辭勞苦地在電腦上制作成電子版。人物服飾及全文內容，承蒙張慶熙先輩仔細認真地校正。筆者對他們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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