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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擁有一處在史學界舉足輕重的研究平臺——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
這座宋史研究重鎮(zhèn)能崛起于河北，要歸功于已故歷史學家、當代宋史學界泰斗漆俠。
漆俠祖籍山東，1953年，正逢而立之年的漆俠，因“歷史問題”受到處分，調(diào)入天津師范學院（今河北大學前身），感念河北大學危難之際的“收留”，自此他扎根河北，在河北大學度過了近半個世紀的“教書匠”生涯，直至2001年去世都未曾離開。
走近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讓我們共同追憶屬于這座研究機構(gòu)和它的奠基人漆俠的一段往事。
師從名師立志研究宋史
晚年漆俠。
在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有一間專門的漆俠紀念室。紀念室進門左側(cè)是一排書架，右側(cè)是四張沙發(fā)椅，靠窗擺放著寫字臺，寬敞明亮的室內(nèi)，一塵不染。
這一切，都是依照漆俠生前辦公室的舊貌布置的。正對窗戶的墻上，掛著漆俠的遺照，上書：“史苑巨擘，宋學泰斗，盛名垂千古；學界宗師，教壇昆侖，桃李競芬芳。”
2001年，這位當代宋史學界的泰斗、原河北大學教授漆俠去世，消息震動史學界。
成為宋學泰斗的漆俠，在少年時代就立下了史學之志。
1923年生于山東巨野的漆俠，自小就喜歡讀歷史故事、名人傳記。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家鄉(xiāng)淪陷。1941年，漆俠隨山東**學生來到四川綿陽國立第六中學讀高一，這一年漆俠18歲。到六中后，“對理工全無興趣”的漆俠，大把的時間都耗在文史類書籍上。
高中期間，漆俠讀完了《史記》《前漢書》《后漢書》《三國志》以及江藩的《漢學師承記》、皮瑞錫的《經(jīng)學歷史》、趙翼的《廿二史札記》、梁啟超的《歷史研究法》。
高中二年級的一次作文課上，當老師問及每位學生高中畢業(yè)后的志向時，漆俠說他的志向在于“立言”，要追隨于司馬子長（司馬遷）。
這一志向雖飽含少年意氣，卻成了漆俠一生為之奮斗的目標。
1944年，漆俠考入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歷史系，1946年秋后轉(zhuǎn)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讀三年級。
這個秋天，漆俠結(jié)識了日后的恩師，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宋史專家鄧廣銘。本來對畢業(yè)后學術(shù)方向有些迷茫的他，自此決定“追隨先生（鄧廣銘）學習宋史”。
漆俠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記述了聆聽恩師《宋史專題研究》第一堂課的情景。
“第一堂課，先生以魯北話作為基本的普通話，說得非常清楚，而真正吸引人們的則是先生講課的內(nèi)容……先生從宋的立國形勢，北有強鄰契丹遼國，京都開封又系四通八達之地，由此論述宋代‘以兵立國’，以養(yǎng)兵作為基本國策。與此同時，對凡是有危害于**統(tǒng)治的諸因素，‘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結(jié)果是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為歷代所未有。先生對宋代立國規(guī)模的論述，無論從廣度上還是從深度上看，不僅是當時學術(shù)界絕無僅有的，而且這些論點，經(jīng)住了歷史的檢驗，愈益證明它的正確。”
1984年漆俠（左一）與老師鄧廣銘在香港參加國際宋史研討會。
雖然選修了鄧廣銘的課，但漆俠起初并未與老師交談過。促成漆俠踏上宋史研究之路的，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兩人的幾句對話。
“我考入大學之后……利用卡片抄錄一些材料。期終考試時，我的這些卡片放在桌面上，先生經(jīng)過時看了一些卡片，他笑著問我：‘你打算學宋史?’我說是。接著先生說：‘你有工夫可以到我家去。’自此，我總是隔些時候到先生家去，向先生提問。先生不但回答我提的問題，還指定我看哪些書。許多書是從先生家借的，除借之外，先生還給了許多書……充實了我的書架。”
1948年，漆俠大學畢業(yè)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學部，成為鄧廣銘先生的第一名研究生。自此，漆俠開始踏上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宋史研究的學術(shù)道路。
專著填補宋史研究空白
在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讀書時的漆俠（前排中）。
漆俠自20世紀四十年**始投身史學研究，使其在史學研究中嶄露頭角的，是在宋史研究領(lǐng)域頗具開創(chuàng)意義的《王安石變法》一書。
至今，對于王安石變法進行科學、系統(tǒng)、全面研究的，業(yè)內(nèi)首推漆俠。
王安石變法，是宋代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但自南宋初年到晚清近八百年間，因為材料欠缺或研究者見識不高，很少有人進行深入研究并客觀評價王安石變法。
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出現(xiàn)一個高潮。學者們開始運用近代科學的觀點和方法重新評價王安石及其變法，以梁啟超的《王荊公》影響最為持久。
20世紀五十年代之后，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史學工作者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作了再評價，其中代表性成果之一，就是漆俠的《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一書，對北宋封建王朝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對外關(guān)系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借此揭示了王安石變法的廣闊社會背景，闡明了變法的醞釀及其最終成熟原因，論證了新法的來源、內(nèi)容、實質(zhì)和變法過程中的復雜曲折的斗爭，并且指出了變法最終失敗的根源所在。
鄧廣銘也曾給予此書高度評價。他說，“在（20世紀）五十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漆俠教授的《王安石變法》一書，對于熙寧新法進行了認真探索，超越了前此所有的同類著作。”
《王安石變法》的出版，在海外也產(chǎn)生了較大關(guān)注和影響。
當時，日本、蘇聯(lián)的學者都為此書寫過書評。漆俠的**、宋史專家陳峰，20世紀九十年代到德國慕尼黑大學訪問時，該校一位漢學家聽說他是研究宋史的，立即將一本出版于1959年的《王安石變法》拿了出來。
如果說《王安石變法》是漆俠的成名作，那么1987年、1988年出版的《宋代經(jīng)濟史（上下冊）》則是他的代表作。
《宋代經(jīng)濟史》近百萬字，是我國經(jīng)濟史和宋史研究中的里程碑式著作，曾獲首屆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一等獎，作為史學類經(jīng)典被中華書局《中國文庫·新中國60年特輯》收錄，也被商務(wù)印書館收入《中華現(xiàn)代學術(shù)名著叢書》。
《宋代經(jīng)濟史》從人口、墾田、水利、經(jīng)濟作物、經(jīng)營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賦稅制度等方面，全面論述了兩宋300余年間社會經(jīng)濟關(guān)系發(fā)展演變的全過程，重點研究了宋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土地關(guān)系、手工業(yè)發(fā)展、國家專利制度、商業(yè)和城市經(jīng)濟、對外貿(mào)易、貨幣及經(jīng)濟思想等問題。
該書被史學界譽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大型的、具有很高學術(shù)價值的中國古代經(jīng)濟史斷代研究的專著”，是“填補空白的奠基性巨著”，是中國經(jīng)濟史和宋史研究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歷史學家王曾瑜研究宋代經(jīng)濟史多年，《宋代經(jīng)濟史》出版后他曾寫了一篇書評，稱此書“集大成”。他在書評中寫道：“人們喜歡用集大成一詞形容某人的學術(shù)成就。我想，用此詞形容《宋代經(jīng)濟史》一書，是當之無愧的。”
除了“集大成”的贊譽，在《宋代經(jīng)濟史》一書出版后，學界開始有“青出于藍”之謂。
1987年，原天津師范大學教授景戎華在《讀書》上發(fā)表文章，稱“漆俠先生的宋代經(jīng)濟史研究，近年來創(chuàng)獲甚豐，特別是已經(jīng)震動了素以治宋代經(jīng)濟史著稱的日本史壇。漆氏乃鄧氏之高足，可謂‘青出于藍’。”
漆俠的同學、原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守常，說漆俠“是同班同學中做學問的成績最好的一個。（他）后來主要是研究宋史，特別是宋代經(jīng)濟史，其成就是超過了鄧廣銘先生的。”
高徒出于名師。在漆俠看來，他在學術(shù)上取得的成績，是站在了老師的肩膀上。
在回憶老師的文章中他講道，20世紀宋代史學研究領(lǐng)域，“真正能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只有先生”，“先師鄧廣銘先生的研究給后人開創(chuàng)了廣闊的道路，我們應(yīng)當繼承下來，并沿著這個途徑繼續(xù)探索，使此前的研究得到更進一步的發(fā)展。”
晚年一手創(chuàng)建
“宋史研究第一重鎮(zhèn)”
1987年漆俠（右一）在宋史研究室小院內(nèi)與師生交流。
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是國內(nèi)宋史研究領(lǐng)域唯一的“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是海內(nèi)外宋史研究人才最集中、宋遼金史資料最豐富、宋史研究信息最靈通的科研機構(gòu)，被譽為“宋史研究第一重鎮(zhèn)”。
如此重要的學術(shù)研究平臺，正是漆俠晚年嘔心瀝血、一手創(chuàng)建的。
1953年，正逢而立之年的漆俠因“歷史問題”受到處分，從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調(diào)入天津師范學院（今河北大學前身）。感念河北大學危難之際的“收留”，自此他扎根河北，在河北大學度過了近半個世紀的“教書匠”生涯，直至去世未曾離開。
1982年1月14日，經(jīng)河北省高等教育局批準，在河北大學創(chuàng)建獨立的科研機構(gòu)宋史研究室，由漆俠任宋史研究室主任。
宋史研究室成員高樹林回憶，初創(chuàng)的宋史研究室最初連固定辦公地點都沒有，創(chuàng)立半年多后，才搬入河北大學北院第一教學樓的一間辦公室，后又**至河北大學南院靠近學校禮堂的一所小院落。
有固定辦公地點后，漆俠帶領(lǐng)全室人員訂購報刊、書籍，創(chuàng)建了書籍報刊資料室，并赴北京購買了大量研究宋史的基本書籍。為了充實資料室，漆俠甚至把自己購置的線裝本《宋會要輯稿》等放到資料室，供師生查閱。
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宋史研究室便是今天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的前身，而河北大學宋史研究在漆俠的帶領(lǐng)下不斷深化。
**歷史學者黃寬重評價漆俠對河北大學宋史研究的貢獻時，借用**學人贊譽傅斯年創(chuàng)建中央研究院的評語，認為漆俠完成的也是“一個無中生有的事業(yè)”。
漆俠長于史學研究，卻并未因此耽誤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學。他一直將“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培養(yǎng)了眾多教學和科研人才。
1955年9月考入天津師范學院歷史系、后執(zhí)教于河北大學歷史系的王岸茂，清楚記得漆先生上課的情景：
“只見一個年輕人走上了講臺。穿的是很平常的棉衣和棉鞋，戴一頂舊棉帽子，一只耳朵在帽頂上覆蓋著，另一只則耷拉在一邊。這種隨隨便便的樣子，在校園里還是第一次看見，感覺很特殊很新鮮。可是聽了幾節(jié)課后，都認為這個老師講得好，史實清楚，觀點明確，有條有理，講課水平顯然高得多。”
史學專家、漆俠的學生裴汝誠則感念學生時代老師寄給他的60元購書款。
1956年中華書局縮印出版了《宋會要輯稿》，征求預訂。在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讀書的裴汝誠很想購買此書，但因經(jīng)濟困難一時無力購買，幾經(jīng)考慮后給自己的老師漆俠寫了封信，說明想借錢購買此書。他很快收到老師的60元匯款和附信：“此書為研究宋史者所需之書籍，速購。”裴汝誠喜出望外，深受感動。
事實上，當時漆俠的家庭負擔也很重，吃穿都十分節(jié)約，但助學生買書卻毫不遲滯，慷慨解囊。
除了科研和教學之外，入校后不久漆俠便開始指導青年教師。天津師范學院歷史系規(guī)定，每位來校或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師都要接受一位“老教師”的指導。漆俠雖然年輕，卻因為水平較高，被列入“老教師”之列。
漆俠在指導教師及他的研究生時，常常要強調(diào)基本功深厚的重要性。
在一份1989年的《教學工作總結(jié)》中，漆俠寫道：“只學歷史，學不好歷史；只學宋史，學不好宋史。”“要在專（斷代史）的基礎(chǔ)上通（通史），要在通的基礎(chǔ)上專。”“搞斷代研究，必須以通史為基礎(chǔ)；搞通史，必須以斷代研究為基礎(chǔ)。”“一個扎扎實實的基礎(chǔ)，才能在史學上有所成就。養(yǎng)成一個好的學風，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向更遠大的目標前進。”
斯人雖去，斯文猶存。漆俠的學術(shù)道路和建樹，治史特色及品格，都將繼續(xù)澤被學林。 （記者 李冬云 通訊員 王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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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師重道 嘉惠學林
尊師重道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漆俠身上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在半個世紀的學術(shù)生涯中，漆俠以實際行動詮釋了對老師的敬重與感激。特別是到了晚年，漆俠本人也需要別人的關(guān)懷照顧，可他心中還總是牽掛著自己的老師。
作為鄧廣銘培養(yǎng)的第一名研究生，生活中，漆俠面見恩師時總是畢恭畢敬，執(zhí)**之禮。
漆俠**李華瑞對1991年8月北京舉辦國際宋史研討會時，漆俠帶其到北大朗潤園鄧廣銘家中匯報會議議程的情景記憶猶新。
“那天進門落座后，漆俠師的恭敬和拘謹都在一聲帶有濃重山東鄉(xiāng)音的緊張問候中傳遞出來，‘老師，您好，我是來給您匯報國際宋史研討會的’，漆俠師一直前傾著身子面向鄧先生，椅子只坐了前半截，匯報完一個問題，就問一句‘老師，這樣行不行’。”
鄧廣銘晚年生病住院，漆俠不顧自身哮喘進京探望，并在鄧廣銘八十壽辰時，帶病從保定趕往北京，為恩師祝壽。
但許多人并不知道，正是出于對恩師的敬重，漆俠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并不愿讓他人知道自己是鄧廣銘的學生。
“1953年底，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中出了岔子，開會批判。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在一個時期之內(nèi)，我既不愿意說自己是先生的學生，也不愿意別人知道我是先生的學生，唯恐有損先生的清譽。”漆俠在回憶恩師鄧廣銘的文章中，講述了當時自己內(nèi)心的慚愧與不安。
對于自己的大學老師、歷史學家張政烺，漆俠也尊敬有加。
“1988年，我去濟南參加山東大學博士生的**答辯，碰上張政烺苑峰（字）先生。張先生雖然沒有指導我**，但他對我的厚賜終生不敢稍忘。我的心目中，苑峰師同恭三師（鄧廣銘）都是我的恩師。”漆俠曾這樣講道。
漆俠時常向后輩談及老師張政烺學問上的博聞強記、造詣高深，以及自己報考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學部研究生時，老師對他的鼓勵和幫助。
漆俠臨終前辦的最后一件事，是向自己的老師——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周一良的家屬起草一份唁電。然而，這封飽含對老師敬重和哀思的唁電還未發(fā)出，漆俠便與世長辭。 文/記者 李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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